苦难的乐土
抗战爆发后,日军长驱直入,国民政府开始将大学和研究所南迁。同济大学先谴队一路打探,寻找适合的地点,一开始根本没想到李庄。此时,李庄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们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的结果是一封电文:“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于是,同济大学来了,中央研究院等多家学术团体来了,国家博物馆来了,还带着无数国宝。这个原本济济无名的小镇一下子精英云集,成为抗战后方的重要文化中心之一。李庄临危受命的意识及对文化的尊崇无疑促进了内迁的成功,从此,在中国教育史上,李庄蘸着滔滔江水,写下了质朴的一笔。
梁思成、林徽因在李庄
到了李庄,不能不去看一下梁思成、林徽因这对珠联壁合佳偶的旧居。当年李庄被梁思成称为:“谁都难以到达的可诅咒的小镇”,从重庆坐船走,“上水三天,下水两天”,“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缩短船行时间或改善运输手段”。走陆路,当年林徽因带着母亲和孩子,坐敞蓬卡车,采“骑马蹲档式”,从昆明直坐到李庄,费时两个星期。如今,高速公路已修到李庄门口,二级公路,直修到江边,当然,也增加了无数城乡结合部特有的瓷砖房,江边新建的伪古典亭子,簇新的香火寺庙。
旧居坐落在离李庄几里之遥的上坝村月亮田,几乎是在坝子的边缘。坐上车,穿过已变得与成都周围郊区毫无区别的李庄,越过好几道阡陌,就到了上坝村。四看,如今这儿与普通川西平原没甚么区别,有竹林盘,小河沟,有塑料薄膜盖着的温室菜圃,山丘逶迤,绿竹掩映。往里走,是窄而又曲的小道,再往里走,突又开朗出来一大块地,面前赫然立了一座旧时大宅门,墙上有一块“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梁思成、林徽因旧居”的牌子。
中国营造学社1929年在北京创立。抗战中,被迫南迁,武汉、长沙、昆明,一直迁到李庄。梁思成全家曾于1940年冬随中国营造学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昆明辗转来到李庄。战时的李庄,不通公路,无电无医,物价一日数涨,林徽因又重病缠身。在这种贫病交加的艰苦条件下,梁、林二人共同努力完成了《图像制图建筑史》(英文稿)等一批著作,而且这些著作后来都成为这一领域中的学术经典。
上坝月亮田张家大院的正房基本保留了原貌,租借给营造学社侧面的两个小院没有了,香樟树 、芭蕉林、桂圆树也不在了,那棵桂圆树下曾撒满了梁思成和营造学社成员的汗水。桂圆树上栓有一根竹竿,每天清晨,人们都来作爬竿运动,既是强身健体,更为日后古建测绘作升屋上房的练习。办公室和部分宿舍的建筑还在,四周密密麻麻地新建了几幢民居。
旧居其实是一座很普通的农舍,已相当陈旧,除了当头一截是灰砖砌墙,绿色门窗外,余皆木门板壁。堂屋正中了靠墙是一个大方桌,一把残损了的太师椅,侧边一张平柜和零散放着的竹椅小凳,唯正面粉墙悬挂着一块粘贴了很多照片的板子及几个装了照片的镜框。细看照片,几乎都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留影,许多页已泛黄。当年房东的儿子王金成现在也已是白发苍苍,但屋子基本还保持着梁、林二人当年住在这儿的样子。多年来,老人一直小心照看着,舍不得将房子翻新,他说他想让后人看一看梁、林二人当初的生活环境,教后人别忘了前辈艰苦创业的精神。
有人劝她卖掉,她没同意,也许这源自于普通人对文化朴素的尊崇。
正厅左边是梁、林的卧室,地板朽了,走在上面,发出吱嗄吱嗄的声音,牛肋巴窗,近午的光线漫进来,照见房中腾进的一柱积久的尘灰。这便是当年林徽因的卧室,当年只有病中的林徽因有一个帆布床。我仿佛看见行军床上,枯瘦如柴的林徽因半躺着,吃力地捧读,读《通往印度》
、《维多利亚女王传》、《元朝宫殿》、梁思成手稿、再冰和从诫的作文……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我从卧房悄然退出,停留在正厅。我向身边的王云书老人问起他们离开李庄的情景,我知道,当二战结束,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李庄的知识分子三天三夜不眠,自发地点燃竹纤绳火把,从四面八方向镇上涌去游行欢庆。林徽因当时也曾坐着轿子到茶馆去,虽已重病在身,但心却随着游行的人跳跃。王云书老人说得很平静,“梁思成走,送了我们一张写字台和单人床,说‘老乡,麻烦
了你们六年,谢谢了’”。问及东西的下落,早已不存。
这里的乡邻告诉我,每年都有人来参观,多是老人。围着院子走,又从这间屋到那间屋,照像。据说这当中还有梁思成的后人。来人是径直来,径直去,都不知他们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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